几内亚共和国位于非洲西部，西濒大西洋，北靠几内亚比绍，东接科特迪瓦，距离它较远的几内亚湾东南角还有一个国家叫赤道几内亚。几内亚曾为法国殖民地，1958年宣布独立，官方语言是法语，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几内亚国小人少，资源匮乏，极度贫穷，经济上主要依赖外国的援助，对中国很是倚重。2014年西非发生的那场埃博拉病毒，让几内亚出了名，这才被中国广为人知。几内亚的第二任总统兰萨纳·孔戴(Lansana Conté)是靠军变上位的，连任总统24年（1934—2008年）。在其晚年，重病缠身，已无法在公众场合露面，但其仍不肯放权。官僚腐败，民怨已深，时常动乱。
2006年9月底，我正在刚果金出差。在一个星期三的上午，我被告知“几内亚华为出大事了，被税局告上了法庭，办公室已被查封”。命我必须在该周星期五下午前赶到几内亚，去法院应诉，我立刻会同刚果(金)当地法务经理启程。他曾在中国留过学，学的是法律专业，刚果(金)的官方语言也是法语。刚果(金)与几内亚虽然相距并不远，但是没有直达的航班。为了赶时间，我们只好乘坐小游艇，渡过刚果河，先到刚果（布），再乘机飞到马里，然后再从马里转机到科特迪瓦，最后从科特迪瓦飞抵几内亚，几经周折，耗时两天！
我们一出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机场，就看到华为办事处的财务经理张浩，他和当地司机早已在出口处等候我们了。此时已经是星期五的中午了，我们迅速坐上了一辆破旧的越野车，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急速前行，直奔当地法院。法庭在一栋破旧的楼里，法官及税局官员都穿着制服，正襟危坐。我与法务经理两天来不间断的旅途奔波，还没有来得及换衣服。我穿的短袖上衣和旅游短裤，汗渍斑斑。法务经理更是奇葩，他还穿着一双凉拖鞋。我俩一副疲惫不堪的囧相，与法庭应诉的严肃氛围大相径庭。几内亚虽然落后，但还是延用了法国旧时的法律体系，形式做派。一位税务官员举着一本厚厚的合同影印本，振振有词地说了一大堆话，随后法务经理给我做了翻译。我马上理解到，他们说华为总部与几内亚运营商签的是总包合同（包括离岸设备销售和在岸服务），因此华为中国总部构成当地一个居民纳税人（PE），要对合同总额征税。那位官员夸张地伸出两个手掌，对着我们正反翻动，重复了两次。我注意到他的手心和手背颜色不同，一黑一白。我随即明白，他是要我们交纳40万美金的税款，这还不包括罚款和滞纳金。这简直就是颠倒黑白，狮子大开口！我俩随即做了仓促地应答。在辗转飞往几内亚的路上，我就给法务经理定下了两个“坚持”原则：一是坚持积极配合法院的要求，找各种理由反驳；二是坚持不轻易认输，争取时间找证据。好在这次法庭的庭审，仅仅是开头的一个形式过场，很快就宣布休庭，我们被告知要等到下个星期再审。
当我们赶回当地华为办事处时，才感受到事态的严重性。几内亚华为办事处租了当地一个公寓楼，一、二层为办公室，三、四层为员工宿舍和生活区。科纳克里的税务警察已经将公寓楼的入口用木板钉死了，还贴上了封条。员工们已经无法正常上班，但是他们的生活还得继续，因此他们只能从楼后面的窗户翻进去，夜里进楼回屋睡觉。我们立刻驱车赶到中国驻几内亚大使馆和经商处求救。随即，经商处的刘参赞就带着我和办事处的代表去几内亚的外交部进行交涉。刘参赞非常强势，义正言辞地说道：“华为的税务案正在审理中，非洲总部也派专人来解决，你们应该首先保证中国员工的生活安全，请立刻打开大门，我们不想让此事升级为两国之间的外交事件”。迫于中国外交官的强硬施压，第二天，几内亚税务警察就给我们解了封，开了门。我们立刻体验到：“祖国强，外交官的话就有力量，祖国强，我们远在异国，也有保障”。
鉴于几内亚复杂繁琐的司法程序，我们想找一个比较好的律师事务所帮助打这个官司，我们马上就去拜访当地的“四大”。当地的“四大”了解到我们已被封门歇业，官司已经打到了法院，而且当时华为刚刚进入几内亚市场，也不太知名，他们都不愿意接手这个案件。由于时间紧迫，当地员工推荐了当地一家律师事务所，我们无奈，只好接受。我们请该所律师尽快准备举证文件，积极应对后续的法院庭审。为了尽快推进解决该税务案，华为西非地区部的财务总监武明宇也从尼日利亚飞到了几内亚，与我一起进行现场指导工作。在与所聘律师讨论过后，武总，当地代表和我一致认为，目前的税务官司过去没有相似的案例，若纯粹在法庭上争辩，将会陷入旷日持久、耗时费钱的局面。最好的办法是力争得到几内亚财政部的帮助，让他们尽快给我们华为下发一个正式的免税函，这样基层税务局征税就彻底没有了依据，法院就可以撤诉。当地代表处一旦拥有了这个“免死牌”，今后才能得到根本的保障。
我们立刻再次向中国大使馆求助，大使他给我们介绍了一位当地很有影响力的华商。这位华商与几内亚总统及相关的政府高官都有着很好的私人关系，由此，我学会了一句典型的法语表述，形容铁哥们的关系，“在同一个盘子里吃肉”。很快，这位华商为我们约好了拜访几内亚财政部副部长兼税务总局局长的时间。那天上午，沿着科纳克里的海岸线，我们驱车前往几内亚的财政部。下着大雨，一路泥泞，海边礁石嶙峋、风大浪高，宛如我们当时的心境。不一会儿，我们就到了一个很旧的政府办公楼，我与代表处的代表及翻译走进了大楼，见到了几内亚的最高税务长官。经过简单的相互介绍，我就直奔主题，从专业上强调了三点。
第一，虽然华为总部与几内亚业主签订的是总包合同（包括中国设备销售和当地服务），但是我们当地华为公司，只做服务，不做任何设备的转销售，中国总部也只将设备销售给几内亚的唯一业主（几内亚国有运营商）。华为几内亚当地公司与中国华为总部是两个不同的法人，各交各税，互不相干。第二，我们的总包合同是包税合同（即业主将承担所有相关的税款），如果就合同核定征税，那么我们就要求加价，再向业主索赔，羊毛出在羊身上。第三，我们这种总包合同模式，在西非、甚至在整个非洲都是这样的，这是国际税收的通行做法，其他国家都没有向华为总部核定征税，为什么只有几内亚要征税？当地代表接着我的话，又马上补充了二点。一是我们华为当地公司刚进入几内亚，现在正在给业主做设备更新和网络建设，你们的基层税局先是无故封门，再是威胁补税，这样下去，会严重影响相关服务的进度，甚至总部会考虑撤出几内亚市场。二是华为正在考虑给几内亚一所大学捐赠一批电信设备和物资，如果这样对待华为，我们将考虑终止捐赠。我与代表对视了一下，真是心有灵犀，神助攻！那位局长也是一个聪明人，显然见过世面，明白大局。他很清楚，几内亚现在是一贫如洗，全靠国外援助维系，中国还是大头。业主是几内亚的国有企业，哪有缴税的预算？几内亚旧的电讯系统，动不动就断网，手机没信号，几经瘫痪，全国都在抱怨。西方的电讯服务商，嫌活苦钱少，早就撤出了几内亚，现在只能依赖华为当地公司来救急。另外，几内亚那所大学的电信设备捐赠项目，那可是总统的面子和选票，早在各大媒体做过大肆宣传，若华为终止捐赠，该如何向社会公众解释？又如何给总统交代？他更清楚，现在国家财政亏空，政府四处找钱，基层税局就是编着花样，试图敲诈新来的华为公司罢了，根本就没有什么税法依据。同时，他可能没有想到我们会据理力争，还带来了现实强大的压力。于是，税务局长马上明确表态，这件事情他们会尽快研究解决。但也提醒我们，当地华为公司的服务绝不能停，还要加速完成。另外，他还特别强调，华为的捐助要信守承诺，尽快到位。随即，他指着参会的一位较年轻女官员说：“具体事宜，以后您们就找她吧”。趁热打铁，随后几天，我们每天都来找那位女官员，强烈要求财政部尽快下发一个正式的免税函。那位女官员总是推脱说：“要批文，不容易。要开会，还要搞定很多上司。”最后她伸出一只手，张开五个指头，意思要5万美金。她还解释道：“我的儿子现在法国留学，急需这笔钱，你们要帮我”。我用刚学会的法国式幽默回答她：“你想让我们给你捕捉一头大象，做不到，那是违法的。我们可以送你两只小山羊，我们是朋友了，应该帮忙”。一个星期后，正好是当地穆斯林隆重的宰牲节。我们就在市场上买了两只山羊，去到这位女官员的家里庆贺节日，这位女官员满心欢喜，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不久，几内亚税务总局出面给下面的基层税局打了招呼，当地法院也就没有再传唤我们去庭审。基层税务局缺倍感憋屈，一计不成，又施一计。不知他们从那里搞到了我们与房东的租房合同，要求我们补交房产的印花税（类似中国的租房要交税，一般都由租户承担，再由房东向当地税务局交纳）。原来房东为了少缴税，搞了一份阴阳合同，与我们当地公司签订的合同金额大，给税务局申报缴税的合同金额小。基层税局终于抓到了这个把柄，要求我们不但要补税，还要交纳大额罚款和滞纳金。我和武总马上意识到，若不让基层税务局收一点税，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以后我们当地公司也将无法持续正常的工作。
有一天，在我们代表处的一层大会议室里，基层税局来了七个人要与我们开会谈判，其中两个还是持枪的税务警察。我们参会的有武总、张浩、法语翻译和我。当地基层税局还是那副以往的强势派头，勒令我们马上补税，同时缴纳滞纳金和罚款，不然就要再次封门，法庭见！我也毫不示弱，让翻译一字一句地翻译：“只交税款，绝不交罚款和滞纳金！”那些税官还是车轱辘话，不断地重复威胁我们。我再次强调：“合同金额小了，是房东的错，你们去找房东，我们愿意缴税，这是最大的让步！”。最后，这帮税务官员开始胡搅蛮缠，耍狠了，那两个税警也特意将枪托狠狠在地上掂了掂！我一急，也耍了一把狠，用我刚学会的法语说：“我和你们的顶头上司刚在一个盘子里吃过肉，不怕您们”，随即，我愤怒地把那份租房合同甩在桌子上，说了一句中文“我们走，不谈了”。我要求所有在场的中方人员随我离场，把这帮税务官员直接晾在了会议室。可能是几内亚当地税务官员从来没有见过我们这种强硬的阵势，一时没有缓过神来。过了好一阵，他们派了一人来找我们的翻译说：“他们同意了”。等那些税务官员们走后，武总和其他人都跑过来，一一给我来了个熊抱，武总兴奋地说：“姜还是老的辣呀，老梁，实在是高！”
刚解决完基层税局的上门催税，我们又遇到了几内亚大罢工的骚乱。街道上时时响起枪声，军方在围堵抓捕，人们慌忙四处逃窜。我们得知，军方已经实行宵禁，飞机停飞，政府歇业，商店关门，接着就是停水、停电、汽油断供，每天如此。好在我们办事处的员工不多，还储备了很多的粮食、水和日用品，足够我们再挺过一段时间。我们的公寓楼里有一个发电机，为了省油，每天晚上只能供应一小时的电，我们吃晚饭、办自己的事就都集中在这个时间。当时，不知谁有一套不完整的电视连续剧的光盘，是《给我一支烟》，讲的是一个美丽的叶子小姐（张歆艺饰）曲折的爱情故事。我们一帮大老爷们，每晚准时聚齐，一边吃饭，一边看剧，每天一集。叶子小姐成了我们每晚唯一的乐趣和期盼。“给我一支烟”也成了我们晚上见面时的问候语。我们谁带了烟，就相互发一支。饭不太好，香味缭绕，评说叶子，我们自得其乐。等一集放完，也就不发电了，我们各自悻悻回到个自的房间，只好早早休息。
有一天夜晚，天气闷热，大家实在无聊，武总、张浩和我又无法入睡，我们就一起爬到了楼顶，准备纳凉、闲聊。四处寂静，明月高照。距我们公寓不远处有一座清真寺，此时，传来了嘹亮的宣礼声。在我们公寓的旁边是一个警察局，随后，传来了阵阵拷打犯人的惨叫声。一边是天堂的召唤，一边是牢狱的哭喊。我们此时倍加感慨，国家乱、百姓苦。愿真主保佑，长夜尽快过去！大概又过了两个星期，科纳克里终于恢复了平静。好事多磨，又过了一个多月，我们终于拿到了几内亚财政部下发的正式免税函。
2012年，我已经离开了华为，回到北京与家人团聚。有一天晚上，正好《北京爱情故事》开始热播，我一眼就认出了女演员林夏，她就是当年的那个叶子小姐。我兴奋地拨通了远在深圳的武总电话。
武明宇有些瞌睡地问：“老梁，这么晚了，有什么急事吗？”
我说：“我想你了”。
老武说：“你想叶子小姐了吧？”
我激动地说“你说对了”。我告诉他《北京爱情故事》里，有个演叶子小姐的女演员。
老武说：“念念不忘，老梁，还是性情中人呀！”
我说：“哪能忘呀，在几内亚，每个苦闷的夜晚，全凭叶子小姐相伴了！”
我们马上聊起了在几内亚的那些日日夜夜。老武睡意全无，我们一直唠唠叙叙，转眼就到了子时。
老武说：“老梁，来深圳华为总部吧，我也想你了”。
我说：“最近有些忙，我争取吧”
老武最后还叮咛了一句:“你一定要来呀，见我时记得：给我一支烟!”
作者系“一带一路”税收实务资深专家，北京税海之星税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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