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认识资管计划的增值税处理

财税〔2016〕140号规定：《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注释》（财税〔2016〕36号）第一条第（五）项第1点所称“保本收益、报酬、资金占用费、补偿金”，是指合同中明确承诺到期本金可全部收回的投资收益。金融商品持有期间（含到期）取得的非保本的上述收益,不属于利息或利息性质的收入，不征收增值税。

一 资管计划和商业目的

资管计划作为一种投融资工具，可以作为债务融资工具，例如资产支持证券中商业地产转让未来租赁合同权利，并约定固定价格回购，或者通过资管产品分级来实现，等等。相较于传统的贷款等融资方式，投资人投资资管计划份额具有更高的流动性，风险较小，对于融资方而言融资成本往往也相对低廉，或者借资管通道规避金融监管；

资管计划也可以作为权益融资工具，例如资管计划作为战略投资者或财务投资者直接股权投资。

二 资管模型和涉税环节

委托人A——资管计划B——资管计划C——底层融资方D公司

委托人A投资计划B，以及B投资计划C，持有期间取得的分红孳息（包括持有至到期清算分配收益）需根据140文规定，如果满足“承诺保本”条件，则应按贷款服务缴纳增值税。且其中的计划B投资计划C，属于资管运营行为，根据财税〔2017〕56号规定适用简易计税办法。

委托人A转让B计划份额和B转让C计划份额的，如果资管计划存在场内交易，需就投资差价部分按照“金融商品转让”照章缴纳增值税。资管计划份额的持有至到期不属于转让行为。

计划C投资底层资产的业务，照章判断是否缴纳增值税，纳税义务人为计划管理人，且根据财税〔2017〕56号规定适用简易计税办法。例如，B将募集资金借款给C公司并收取利息，则管理人需按“贷款服务”缴纳3%增值税。当然，该税金支出实际由管理人从计划资产中列支，由此带来的边缘问题是，纳税义务人为管理人，但却由计划负担，严格来说该税金款项已经构成了管理费的价外费用。再例如，B计划股权投资C公司的，取得的股息红利无需缴纳增值税。

计划B为委托人A，以及计划C为B提供投资管理服务，按投资额百分比收取管理费，管理费从管理的资管计划中直接支付，这是资管计划管理人的商业模式。管理人收取的管理费，按照金融服务—直接收费金融服务缴纳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征收率3%，一般纳税人适用税率6%，而不适用财税〔2017〕56号规定的简易计税条款。

投资管理合同的当事人是管理人和投资人，因此管理人当然可以就持有期间收取的管理费，向投资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投资人可依法抵扣进项税额。与之相关的问题是，资管计划运营过程中的销售额，是否计入管理人销售收入，从而根据《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管理办法》超过500万元而强制认定为一般纳税人。

问题是，如何判定是否“合同中明确承诺到期本金可全部收回”？

三 债权投资和权益投资

无论是基于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等法律框架下的公司、合伙企业等法律实体，还是基于契约成立的资管计划，其经济活动包括筹资活动、投资活动和经营活动，前者属于资本投入，后者属于经营产出。筹资活动决定了资本结构，包括权益融资和债务融资，一项金融工具非权益即债务，或是两者的混合。投资活动和经营活动产生的息税前利润，在债权投资人和权益投资人之间分配归属。

非常粗糙的讲，债权人取得的收入应按照贷款服务缴纳增值税，权益投资人取得收入无需缴纳。由于贷款服务进项税额不能抵扣，将增加融资成本，而权益融资等无需负担增值税，判断金融工具是否属于贷款服务分外关键，将贷款融资转为商业信用融资也是基础而又好用的税务筹划思路。

从增值税税收中性和税制有效性分析，税收立法的基本原则是，如果金融工具具备债权投资的商业目的，即属于债权融资。何谓债权投资的商业目的，140号文规定取决于保本与否，这符合债权投资的商业目的之一，因此140号文是符合逻辑的。

标准的资管计划（不附保本承诺），例如货币型基金，资管计划运营损益全部由投资人享有承担，因此是标准的权益投资行为，不缴纳增值税。

四 保本仅适用金融商品

发现有观点对保本条件的适用，扩大到常规的贷款业务，即认为只要贷款合同没有明确承诺保本，就不属于贷款服务无需缴纳增值税，或者认为推定贷款合同承诺保本。这忽视了财税〔2016〕140号第一条的适用对象，即《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注释》（财税〔2016〕36号）第一条第（五）项之“金融商品持有期间（含到期）利息（保本收益、报酬、资金占用费、补偿金等）收入”，显然一般性贷款并不在其中。

何谓金融商品，税法未作规定，而参照“金融商品转让”税目理解，一般认为场内交易金融工具即为金融商品。然而，本处金融商品在于区分投资是债权投资还是权益投资，所以从税法目的上讲缺乏区分场内外的正当理由。

对于投资人投资上市债券，上市债券公认属于金融商品，债券发行合同中不会出现承诺保本条款，岂非投资债券取得利息收入无需缴纳增值税。注意的是，《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注释》同时规定：“以货币资金投资收取的固定利润或者保底利润，按照贷款服务缴纳增值税。”

可见，税法对贷款服务的界定规定了多种进路，对于持有金融商品期间取得的孳息，只要满足承诺保本，或者固定保底利润其中一项，即需缴纳贷款服务增值税。

五 承诺保本的判断

（一）产品端和投资端

承诺可以在产品端作出，即资管计划的发行文件中，对应筹资活动，由管理人、劣后级投资人等作出承诺，被承诺人是投资人；也可以在投资端作出，对应投资活动或经营活动，承诺人是C公司、C公司关联方等等，被承诺人是管理人，例如底层融资方C公司在资产支持证券业务中向管理人出售资产时，承诺资产收益未达目标金额的差额，由C公司补足。

140号文规定之承诺保本，适用范围是资管计划的投资人（持有人）而言的，承诺与否仅在产品端（筹资活动）作分析，而无需考虑投资端（资管计划投资活动或经营活动），因为只有产品端的法律关系中涉及投资人，而投资端不涉及。也因此，承诺在投资端作出，而非产品端，既可以规避资管监管的刚性兑付规定，亦可以避免被认定承诺保本缴纳增值税。

（二）承诺保本的理解

承诺保本，是一项合同义务，其内涵应当是：当资管计划运营亏损的，相关当事人仍有义务补偿投资人至保本。当然，补偿至特定收益亦已经覆盖了保本意思，因此承诺保收益亦属于承诺保本情形。

承诺保本，并不意味着结果上保本，只要求投资人有权请求保本保收益的合同债权，投资人有权根据合同约定的保本保收益条款，对管理人、劣后级投资人等承诺人主张债权，而债权请求并非一定能够得到实现，若承诺主体缺乏履约能力，例如资不抵债，则结果上无法达到保本的结果，但这不影响承诺保本与否的判定。

（三）目标/预期收益构成保本承诺吗？

预期收益不构成承诺，因为其并未赋予投资人预期收益的债权请求权利。投资人投资损益结果，取决于资管计划投资情况，例如若出现预期以外的大规模违约，则预期收益无法实现，投资损失仍然全部由投资人承受。

（四）基本情形

合同白纸黑字，资管计划合同明确承诺保本，存在于资管新规出台以前发行的存量产品，此种情形投资人取得的分红收益应当按照贷款服务缴纳增值税，这点毋庸置疑。

要说明的是，对于承诺收益，虽未提及保本，但已当然覆盖承诺保本，满足保本条件。当然，由于征管原因，个人投资者的税收全部未依法缴纳。但与此同时，若资管计划的底层业务系贷款服务，则资管计划又需缴纳贷款服务增值税，尽管可以简易计税，但由于贷款服务进项税额不能抵扣，重复征税在所难免。

事实上，贷款服务重复征税问题一直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成本，例如统借统还在立法和执行过程中存在很多缺乏正当性的政策门槛，企业千方百计“自助行为”以规避，增加了企业税收遵从成本。从税法制定上讲，解决此问题最简单的办法，是对贷款服务实行差额征收，既保证了财政收入，又保证税制合理，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五）增信安排构成保本承诺吗？ 

如前所述，对于投资端的增信安排，无论何种增信，均无关承诺保本，例如超额抵押安排、信用触发机制、收益权质押等，均属于投资端增信，类比贷款合同增信安排即一目了然，资管计划方案的设计，应最大可能的以此为突破，从而避免因为产品端的增信措施，而被认定为承诺保本缴纳增值税。

产品端增信往往基于分级结构安排。产品分级的商业目的并非增信，而是满足原始权益人的“债务融资”而非“股权融资”需求，毕竟资产支持证券并无上市公司股票高企的市盈率，原始权益人并不会将珍贵的投资项目拱手相让。

可以发现，分级资管产品的优先——劣后结构，正对应公司资本结构中的债权——股权结构，只是前者基于契约框架，而后者基于公司框架，公司本质上也是契约，只是立法上对其一定程度地“标准化、制度化” 罢了。

对于优先级投资者，即使没有增信安排，不构成承诺保本，但其取得的是固定利润，因此仍需缴纳贷款服务增值税，何况差额补足、第三方担保，因此讨论分级安排以及此基础上的增信安排是否构成保本承诺，已无关紧要，无论如何均需要按贷款服务缴纳增值税。

与此同时，在底层投资环节如果又属于贷款服务行为的，又需要再缴纳增值税。可见，分级的结构安排，很可能造成增值税税负的重复负担，增加融资成本。